無圖說

　　十多年前，央視《百家講壇》讓原本潛心書齋研習清史的閻崇年成為公眾人物。

　　雖然生活越來越忙碌，他卻并未改變學者本色。讀史閱世六十載，八十高齡亦筆耕不輟，今年1月，精選了他29篇代表作的《閻崇年自選集》問世。

　　在采訪中，閻崇年最希望的是“越來越多的研究歷史的人能慢下來、靜下來，重學術、出精品”。

　　■本報記者 王一

　　對于已經(jīng)82歲的閻崇年，似乎不適合再用“成長”二字。

　　但在日前對他的專訪中，記者才了解到他還沒有退休，作為北京社會科學院研究員、中國紫禁城學會副會長，他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向了學術研究。每 天工作到深夜，清晨4點多起床，他還總說“時間不夠”。很多人在猜測他什么時候出封筆之作，他卻不談封筆，那些或新或舊、如山如海的史料，已經(jīng)被他視為精 神食糧，不“吃”不行。采擷、咀嚼、反芻、回味，總會有新的感悟、新的發(fā)現(xiàn)，每到這時，他就會高興得手舞足蹈。

　　對這樣一位從茫茫書海中不斷發(fā)現(xiàn)“新大陸”的人，“成長”二字怎能不適用？

　　歷史觀

　　從時代變遷和人生沉浮中獲得一種眼光

　　對歷史感興趣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？閻崇年不記得了，只知道上小學的時候第一次了解中國歷史文化，就覺得有意思，還想讀。

　　后來跟隨父親，從山東蓬萊的一個漁村到了北京，考入了北京六中讀中學。那時候，《說文解字》《史記》都頗為流行，十幾歲的閻崇年用積攢的零用錢買來這些書，津津有味地讀起來。直到今天他還納悶：小孩子讀這樣的書，居然不覺得沉悶。

　　上了大學后，一有空閻崇年就往圖書館、書店跑，琳瑯滿目的圖書滋潤著求知的心田。如果你今天問他：歷史為什么吸引你？他會回答：學歷史，可以看 到古往今來那些最激動人心的歷史場面和最具智慧才干的歷史人物，那有多大的吸引力！但小時候的他，沒想過那么多，只是喜歡，不問究竟地喜歡。

　　那時，閻崇年攻讀先秦史。一次，他將自己的一篇先秦史論文拿去請中國科學院的楊向奎教授指教，楊向奎看后連連叫好。但幾天之后，楊向奎給當時只 有二十多歲的閻崇年寫來一封信，希望閻崇年轉(zhuǎn)攻清史。在信中，楊向奎提出先秦歷史大多依靠關中的地下發(fā)掘，身在北京并沒有很多資源。而在北京研究清史則有 著別處無法相比的優(yōu)勢，紫禁城、清宮檔案都集中在北京。

　　收到這封信后，閻崇年“閉關”思考了一個月，做出了研究清史的決定，也由此開始了他50年漫長的清史研究之路。

　　然而，這一路也充滿坎坷。“文革”前，有人說閻崇年走“白專”道路，是“右傾”，于是在1963年到1965年期間，他被下放到地處居庸關的北 京南口農(nóng)場，進行思想改造。閻崇年最放不下他的那些線裝歷史書，不管去哪都隨身帶著。一次他被領導找去談話。領導問：“你為什么到農(nóng)場？”他說：“改造思 想。”“改造思想為什么看線裝書？”他說：“我學清史啊。”這位領導較為開明，沒再批評他，只是讓他注意群眾影響，并安排他值夜班，讓他有更多的時間讀 書。

　　《努爾哈赤傳》就是在那段時間那個特殊的環(huán)境里醞釀出來的，不僅能從文本上尋找出閻崇年最早通讀原始史料的影子，更能看出作者歷史觀的奠定始于 那個特殊的年代。20歲，正是歷史觀培養(yǎng)的最佳年齡段。幾年間的幸與不幸，并沒有單純地成為他心靈上的一道疤，而是從時代變遷和人生沉浮中獲得了一種眼 光：審視歷史、挖掘歷史、求真求理，不人云亦云、概念先行，更不遺忘、否定。

　　治學觀

　　20年苦苦求證，猜想終于變成了定論

　　大部頭的著作、多如牛毛的史料、常人接觸不到的秘密檔案、國外歷史記錄的整理……不就是一座座富礦嗎？閻崇年一頭扎了進去。海量閱讀，只嫌知道 得太少；惜時如命，只嫌日頭太短。為了制作更便捷的圖書資料檢索系統(tǒng)，他50多歲又開始學計算機。別人說他自討苦吃，他只覺得樂在其中。

　　寒來暑往。通過對正反材料的對比閱讀和對歷史細節(jié)問題的分析甄別，閻崇年獲得了更為開闊的視野，而他把這些都歸結(jié)于生性帶來的那股子“較真”。

　　20多年前，北京市昌平區(qū)鄭各莊，有一座清代建筑群遺址，那里古建遺存比較完整，現(xiàn)在還留有一段護城河，但一直無法判定屬于什么朝代。閻崇年曾 實地勘察，初步判斷此地應屬康熙行宮，可是，《清圣祖仁皇帝實錄》和《康熙起居注冊》等文獻，均不見記載。為此，閻崇年先后查閱了大量資料，可惜，一無所 獲。

　　正當這事懸而未決時，一次臺灣講學之行，峰回路轉(zhuǎn)，打破了迷局。臺北故宮博物院珍藏的清廷滿文秘檔，明確記載：昌平鄭各莊古建筑群，是康熙興建 的行宮和王府。閻崇年立刻眼前一亮，開心得像個孩子。“因為材料不足，很多歷史謎團都無法破解，一旦有了史料，就可以石破天驚，這就是歷史的魅力�？梢源� 膽假設，也可以長久存疑。”

　　1997年，閻崇年發(fā)表了一篇論文——《張吉午與〈康熙順天府志〉》，論文不算太長，卻耗費了他整整20年的心血。20年，他揣著這樁心事，跑 遍了中國大陸及港澳臺，乃至歐美、日本等多個國家和地區(qū)的圖書館，只為求證一個問題：現(xiàn)藏于國家圖書館的《康熙順天府志》屬于“孤本”。當年，他和北圖善 本部工作人員提起這個猜想，也只是一種推論。20年苦苦求證，猜想終于變成了定論。

　　幾年后，在北京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當所長時，閻崇年又站在了一個十字路口上。那時，國內(nèi)外有藏學、蒙古學等學科，但沒有人把滿學作為專門的學科， 于是，1989年，閻崇年給有關部門寫了書面報告，提出成立滿學研究所的想法。接下來的兩年，打了多少報告、開了多少座談會，閻崇年無從計數(shù)。直到 1991年，北京社會科學院成立了滿學研究所，這是世界上第一個把滿族歷史、語言、文化合成一個學科來研究的專業(yè)的滿學研究機構(gòu)，兩年后又成立滿學會，滿 學研究在國內(nèi)外漸成氣候。

　　閻崇年總被問到這樣的問題：“20年苦苦取證、為新學科孜孜努力，到底是為了什么？”

　　回答簡單而真誠：“我對歷史有感情。”其實很好理解——他所做的一切只是感情的自然流露，沒有刻意，一如最初喜愛歷史那樣單純。

　　傳播觀

　　學術成果不是靠頭銜和光環(huán)決定的

　　真正使閻崇年成為公眾人物的，是在中央電視臺《百家講壇》節(jié)目熱播的《清十二帝疑案》。

　　這個節(jié)目在2004年創(chuàng)下了央視科教頻道收視率的最高紀錄，這是事先包括閻崇年都不曾想到的。閻崇年和他的《清十二帝疑案》也被認為是《百家講壇》的“第一壇好酒”。

　　回憶當時初登上《百家講壇》的情景，閻崇年概括為八個字：“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當時我們這些歷史學者都不愛拋頭露面，編導也是看了我的《努爾哈赤傳》，所以讓我先開始講。”

　　2004年5月13日，在人民大學的多功能廳，閻崇年走上《百家講壇》講《清十二帝疑案》的第一講“努爾哈赤”。讓他沒想到的是，當天下午編導 們把錄制的節(jié)目剪輯出來后告訴他：“臺里開了個會，說您的這集可以成為范本。”后來在央視編導的一再要求下，閻崇年在這個小小的講臺、大大的舞臺上把清朝 十二帝全部講完了。

　　在長達一年的《清十二帝疑案》節(jié)目制作過程中，閻崇年停掉了所有的會議和出差，為每次講座準備2萬字的講稿，從周一到周四，每天寫5000字的 文稿，周五串稿子、做試講，周六再進行一次修改和調(diào)整，晚上散步的時候他會一邊遛彎兒一邊把第二天要講的內(nèi)容在腦子里過一遍，周日就正式到電視臺開講。下 周一又開始做下一講的準備，循環(huán)往復。

　　這一年里，很多人都成了他的忠實“粉絲”，上迄90歲的老翁下至8歲的小學生，遍及江南塞北、各行各業(yè)。

　　一次，清華大學教授、兩院院士吳良鏞先生見到閻崇年說：“我一定要告訴你，我和愛人都喜歡聽你講，每集都要看。”

　　一個孩子的家長給閻崇年來信說，他上小學二年級的兒子平時特別鬧，從來都坐不住，老師和家長一直拿他沒有辦法，但是，有一天正好在電視上看到了 《清十二帝疑案》，這孩子竟然坐在電視機前看進去了。此后，每周六，一到點孩子就安靜地看電視，還拿個小本做筆記，包括清朝十二個皇帝的名字、年號、生卒 年月、陵寢等都能夠一一背下來。家長說孩子現(xiàn)在對學習感興趣，上課也不再鬧了，學習也用功了。

　　更有出租車司機給《百家講壇》欄目組打電話說，他每天中午12點半趕回家邊吃飯邊聽講座，晚上下班回家8點要先睡覺，半夜起來后再看重播，從不耽誤。

　　《百家講壇》讓閻崇年出了名，但他依然冷靜。過去做學問，做好做壞對別人沒什么大影響，現(xiàn)在做學問，做好做壞影響的是觀眾這一大批人，甚至影響 學科建設，他對自己的要求便更嚴格了。“我上小學一年級時，老師講桌上放著一把戒尺。我也挨過戒尺的打，左手被打得紅腫。后來我心中逐漸凝聚起一把無形的 戒尺：自誡自勉，惟勤惟慎。我深知，學術成果要經(jīng)過三道關的檢驗，即現(xiàn)時的、歷史的、國際的，而不是靠什么頭銜和光環(huán)決定的。”

　　人生觀

　　從事實中形成觀點，這樣才能站得住腳

　　在閻崇年看來，研讀歷史需要反復考索的是哲學思辨，而當這些歷史素材化為感悟之后，不如用藝術的方式表達出來。他說：“在藝術的領域，靈感最重要。”

　　所以，5年前，他又把目光投向東北，提出以森林文化作為東北的一個文化注腳。

　　中國古代有不同的文化類型，中原的農(nóng)耕文化，西北的游牧草原文化，那么，東北呢？好多專家都認為東北是游牧草原文化，后來閻崇年發(fā)現(xiàn)草原文化不能完全說明其特點，他腦子里閃過“森林文化”這個概念，于是就開始查閱資料、撰寫詳細的研究提綱，寫完之后便進行論證。

　　一個新的學術觀點的提出，要經(jīng)得起來自不同方面的批評，方能站穩(wěn)腳跟。

　　南起長城，北跨貝加爾湖-外興安嶺-庫頁島一線，西到大興安嶺，東臨大海，地域之大，加上極為惡劣的自然環(huán)境，讓無數(shù)旅行家望而卻步，但閻崇年卻走了個遍。

　　當人們驚訝于他在這段考察中所表現(xiàn)出來的勇氣時，他卻甚為遺憾：“很多地方因為艱險，我都是乘車穿越的，如果還有機會，我一定徒步走走，更加仔細地考察。”

　　考察的結(jié)果讓他堅信了東北森林文化的存在：在語言上，它是一個獨立的語族，即阿爾泰語系滿語族；在歷史上，從商周時期的肅慎到明末的滿洲一脈相承；在地理上，那是莽莽森林，而不是茫茫草原；在經(jīng)濟上，部民以漁獵為生；在宗教上，森林文化區(qū)的信仰一直都是薩滿教。

　　帶著研究提綱和論證結(jié)果，閻崇年到東北去做講座，舉辦方請了一共包括12門學科的25名專家，從不同學科討論，最后基本上都認同東北屬于森林文 化的觀點。后來，閻崇年又把這個學說講給中央黨校的教授們聽，他們也接受了。2013年年底，專題論文《森林文化之千年變局》終于正式發(fā)表。

　　整個過程讓《閻崇年自選集》一書的責編驚訝：“80多歲的年齡，在他身上根本不意味著即將終結(jié)，相反，這位老先生可以隨時甩出驚嘆號，讓人震驚。”

　　在閻崇年看來，研究歷史沒有捷徑，人生也是如此。有的人不愿意研究那些看似乏味枯燥的史料，卻先提出一個看似標新立異的理論。“沒有史料支撐的 理論是空洞的，這樣的人也走不遠。倒不如沉下心來，在對浩繁史料的研究中，努力弄清事實是怎么回事，從事實中形成觀點，這樣的觀點才能站得住腳。”

　　對話

　　境界高了，就不會犯低級錯誤

　　解放周末：您曾說在50年歷史研究中主要做了三件事，即研究清史、倡議創(chuàng)立滿學、向公眾講歷史，現(xiàn)在看來是不是已經(jīng)完成了給自己定下的任務？

　　閻崇年：這三件事情我都沒有預想過，都是邊走邊看邊選擇�，F(xiàn)在看來，當時的選擇都很正確，雖然那時是痛苦的。我認為，對于一個學者來說，勤奮、 刻苦、執(zhí)著、創(chuàng)新這些固然重要，但勇敢是最重要的一個品格，我能夠在學術界做了一點事，或許就是因為還算勇敢。一個學者在遇到困難的時候，沒有堅持下去的 勇氣是不行的。

　　求真求理，史法自然，這是我治史的旨趣。研究歷史，有兩點最難：說別人沒有說過的義理，用別人沒有用過的史料。

　　解放周末：您在《百家講壇》的講座，也曾引發(fā)過一些學術爭議，甚至受到個別觀眾的質(zhì)疑，您如何看待這些經(jīng)歷？

　　閻崇年：作為一名歷史學者，我受到了學術界和公眾太多的支持和鼓勵。學術研究是允許討論的、可以切磋的，但偏見和人身攻擊跟學術無關。

　　解放周末：探知歷史往往是系統(tǒng)的工程，也需要靜下心精心鉆研。

　　閻崇年：胡適先生曾說，“考據(jù)一個字等于發(fā)現(xiàn)一顆星星”。中國歷史學者的研究分得很細，既有考據(jù)的微觀研究，又有宏觀的研究。你看黃河上游那么清澈，到了下游就變黃了，還有淤塞現(xiàn)象，此所謂融貫之中有微觀差異。歷史研究是一個宏觀、微觀不斷切換、相互交融的過程。

　　研究者自己對一個史實要先搞清楚，然后理清楚，最后講清楚。一個戰(zhàn)士應該做到守土有責，當代學者最重要的就是要堅守學術使命。

　　解放周末：很多人一直都有這樣的誤解，學歷史沒什么用，歷史也很好學。在您看來，學歷史到底有什么用？

　　閻崇年：一個人的人生不過百年，活動范圍很小，接觸人也很少，一輩子認識幾十個人幾百個人了不起了。歷史是五千年億萬人智慧的結(jié)晶，任何個人的智慧都不會超過歷史。所以，增長知識、激發(fā)智慧、以古鑒今、修身治國，最好的辦法之一就是學習歷史。

　　我的一個朋友是位干部，工作上出現(xiàn)了問題，但不是他的責任，他感到非常委屈。我說，你多看看歷史，不要那么想不開。學習歷史令人心大、心善、心強。熟知歷史的人遇到風吹浪打的事會想得開一點，不會為小事糾纏。

　　我覺得我們很多官員缺乏歷史知識，不知道為官應具備的修養(yǎng)�？纯礆v史上那些清官、好官是怎么做的，可以給自己樹立榜樣，有所追求，境界就高了，就不會犯低級錯誤。

　　解放周末：大半輩子和歷史打交道，您對今后的歷史研究有什么期待？

　　閻崇年：我希望越來越多的研究歷史的人能慢下來、靜下來，這樣才會推出更多有靈魂的精品，研究更多可以傳世的問題，其實不僅僅是在歷史學的領域，各行各業(yè)都應該這樣。

　　人物小傳

　　閻崇年，歷史學家，央視《百家講壇》主講人，現(xiàn)任北京社會科學院研究員、中國紫禁城學會副會長。著有論文集《燕史集》《滿學論集》共五部，專著《努爾哈赤傳》《古都北京》等十六部。